说唱俑在哪个博物馆出现(笑逐颜开的说唱俑是怎么严肃起来的)

2022年12月23日13:17:10 发表评论

说唱俑是哪个朝代?

说唱俑是东汉时期留下来的文物。

东汉陶制说唱俑高51.6厘米、宽36.2厘米,1954年成都羊子山出土,由西南博物院收藏,现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汉代艺术展厅”。

巴蜀地区的说唱俑,是汉代陶塑艺术中尤具神韵,造诣极高的作品。三峡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说唱俑即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说唱俑在哪个博物馆出现(笑逐颜开的说唱俑是怎么严肃起来的)

介绍:

这位二千年前的民间艺人,袒裸上身,高耸双肩,左手抱鼓于腰,右手(握槌已掉)指着嘴角,眉飞色舞说唱正到精彩处。那俏皮、戏谑而极尽夸张之情态,将其娱悦谐趣,发挥至极。

说唱俑形象即汉代的民间艺人“俳优”,多为矮胖身材的侏儒作谐戏表演,“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汉代的俳优表演有说有唱,有乐(鼓)有曲辞,已具古代戏曲艺术的诸多重要因素,其传承演变,对古代话本小说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击鼓说唱俑有什么特点?

击鼓说唱俑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俑通高55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执鼓槌作敲击状。俑人嘴部张开,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此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九龙山的“说唱俑”

上图为仿东汉“说唱俑”雕塑群上图2一6为河边古镇街道  说唱艺术,因其轻松、欢快的艺术风格,备受人们的欢迎。其实,这样的文艺生活,自古以来就有。

在绵阳市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出土于九龙山汉墓的东汉说唱俑,戏谑、夸张的造型,生动地再现东汉时期绵阳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现状。  在绵阳市博物馆二楼展厅“山间洞府——绵阳崖墓陈列”展区,有一个区域专门展出了一批汉代崖墓中出土的陶俑,题材丰富,从农业生产到畜禽养殖,再到宴饮、歌舞娱乐等,出土于九龙山汉代崖墓群的东汉说唱俑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件文物的出土,多少有点“意外加偶然”的戏剧色彩。  1986年6月,时任绵阳博物馆副馆长、绵阳市文管所副所长巩发明与同事到河边场开展文物调查,听当地群众称,附近九龙山的群众因天旱时在山梁上挖洞取水,曾发现了“很多老爷”,引起他们的注意,随即前去查勘。

  在九龙山白沙包,有一个当地农民取水挖出的竖向洞子,里面有积水,有陶俑、陶罐暴露在水面。巩发明立即进入洞穴将这些文物取出来。

因墓穴中长期积水形成淤泥,他怀疑墓内还有其他文物,就站在积水里用手在淤泥中一小块一小块地捏。不知过了多久,双手突然触摸到一件成型器物,巩发明将淤泥一点点刨开,再用双手去探,手感显示这是一个体量较大的人形陶俑。

随后,他小心将这个陶俑抱起来,发现是一个形象生动的说唱俑。递出洞口时,上面的同事说,陶俑少了一只腿,他又在淤泥里捏了好久,将那只腿找到,确保了后来的完整修复。

  这件说唱俑为站立式红陶质,通高58厘米,头插花系巾,巾角结于额前,上身赤裸,肚皮浑圆,臀部后翘,两腿分立略弯曲,下身着大脚裤,裤腿下部有褶皱,赤足。俑面带笑容,伸出舌头作说唱状,以双手击腹,其憨态可掬,造型夸张生动,刻画细致入微。

后来,这件文物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意外发现的“国宝”  汉代四川的说唱艺术绵阳市博物馆的这件东汉说唱俑,刻画的是汉代时期说唱艺人的典型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说唱艺术在汉代极为盛行的证明。

  说唱艺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成熟民间艺术门类。史料记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曾经“修离宫数百所,倡优成千”,到汉代时说唱艺术更是兴盛,《汉书》中就有“击鼓歌吹作俳优”的记载,而西汉时的《盐铁论·散不足》中也有“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的记载,可见说唱艺术在富人群体中尤为盛行。

  在当时,从事说唱的艺人被称为“俳优”,《汉书》中有“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的记载。这句话的信息极为丰富,首先指出的是当时的说唱艺人的群体很特殊,身材普遍都很矮小,社会地位不高。

一个“笑”字可以看出,说唱艺人为了生存,极尽所能,以夸张的肢体、神态和即兴说唱的方式,博得人们的一笑。同时,这句话中的“不乏于前”还透露出,说唱艺术在汉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汉代的说唱艺术的演出水准并不低于以前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出土说唱俑20件左右,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而四川境内则分布在成都、绵阳、遂宁、乐山等地。

在文物品质与等级上,则以成都、绵阳出土的最具代表性。  为何说唱俑会偏好四川?这应该与汉代四川的经济条件有关,《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蜀郡及广汉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有富饶的山林、竹木、蔬菜、水果,“民食稻鱼,无荒年之忧,习俗不知愁苦”。

或正是如此,才造就包括说唱艺术在内的民间文艺在四川的繁荣。  汉代绵阳的文艺范  作为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绵阳的说唱艺术也有很广泛的发展,说唱俑就是一个最有利的证明。

  在绵阳市博物馆,馆藏了4件东汉说唱俑,除了1件旧藏外,其余3件分别出土于高新区河边镇九龙山汉墓群、绵阳城郊何家山2号墓、涪城区吴家镇孔雀村汉代崖墓。在绵阳境内的安州区、三台县等地,也有汉代说唱俑出土。

  在汉代,有“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讲究“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在权贵富豪群体,生前极尽享乐,死后也要像生前一样享受,从而给后世留下宝贵的财富。

从出土说唱俑的分布范围可以推测,汉代时期绵阳境内的说唱艺术,已经得到很大范围的普及。  欣赏说唱艺术,不仅仅是有钱人家和权贵的专利。

戏谑、搞笑的艺术特点,让说唱艺术满足了大众的享乐心理,自然不排除有的说唱艺人为了生计所迫,无法进入豪门,只得在民间走街串巷表演。  绵阳境内的这些说唱俑,个头、大小不一,其中九龙山汉墓出土的说唱俑高58厘米,涪城区吴家镇孔雀村出土的说唱俑仅高32厘米,而安州区的一件说唱俑高60厘米。

材质则有红陶、灰陶的差别。俑的神态、造型存在明显的差异,大部分说唱俑都是击鼓说唱,而九龙山汉墓出土的则是“以手击腹”。

  或正是因为演出场所的不同,才导致说唱艺人在着装、表演形式等局部的差异,从而表现出说唱艺术在汉代绵阳地区的多样性特征。同时,与说唱艺术存在的,还有舞蹈、器乐表演等民间文艺门类,绵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大量乐舞俑就是有力证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汉代绵阳民间文艺的繁荣,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艺范。

(以上文字来自网络)据说该地政府以说唱俑为契机发展文化旅游,投入亿元资金将河边镇打造成青一色古镇,并在位临古镇北端广场以出土的东汉说唱俑为原型仿制巨型“说唱俑”雕塑群(如上图1)。摄影周文能2019年12月18日于四川省绵阳市高兴区河边镇注:河边镇隶属于中国(绵阳)科技城高新技术开发区管辖,是中国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的核心地区。

入选四川省“十三五”特色小城镇。

击鼓说唱俑是什么时期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于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击鼓说唱俑文物特征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东汉击鼓说唱俑文物价值

击鼓说唱陶俑以写实的手法刻画出了一位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反映出东汉时期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的发现证明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经日臻成热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因此它也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汉皇帝列表

东汉共有14位皇帝,先后顺序为: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汉和帝刘肇、汉殇帝刘隆、汉安帝刘祜、汉少帝刘懿、汉顺帝刘保、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汉桓帝刘志、汉灵帝刘宏、汉少帝刘辩、汉献帝刘协。

笑逐颜开的说唱俑是怎么严肃起来的

说唱俑。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看到说唱俑,你会想到什么?在去年爆红的H5“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中,秦始皇兵马俑、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等文物各展才艺,让说唱俑兴奋地“当当当”敲起鼓来。网友纷纷为“活起来”的说唱俑点赞,称“文物终于不那么严肃了”!

且慢,笑逐颜开的说唱俑,怎么就“严肃”了?

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说唱俑并不是独一份,这种表现汉代滑稽俳优形象的陶俑,在四川等地已有近20例发现。除了俳优俑,四川的汉代陶俑异彩纷呈,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还有跳舞、唱歌、抚琴、吹箫等陶俑。不过在中原地区,俳优俑却比较鲜见。于是,你开始思考:俳优俑这种形式,具体是出自什么时段、什么地域,又与其他陶俑有何关联呢?

经过刻苦钻研,学术成果在考古学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譬如,论文《四川汉代俳优俑———从金堂县出土的俳优俑谈起》《四川汉晋陶俑的初步研究》,把四川汉晋陶俑分为十类、四期,将俳优俑归入丁类三期中段,并提出“俳优俑也源于关中地区”“在四川地区出现于东汉中晚期,形态更为成熟多样”“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及汉文化传播通道上,其中成都地区发现最多”……

你看,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说唱俑就“严肃”了起来。

先对作者说声抱歉,以上文的研究为例,只是我力图抽象出考古学家的学术思考历程。面对一类样貌可观的器物,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动用起理性,关心起它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久而久之,一种叫作“类型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便在考古学史上应运而生。

其实,即便对考古学不甚了了,你也很可能掌握基本的类型学素养。比如,你能确信小屏幕还带home键的iPhone3GS,比6.1英寸全面屏的iPhone11要早。

考古学家爱说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石,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器物为中心的时空框架,而知晓时空属性,是研究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前提。当几乎所有器物研究都习惯性地从“排排队”开始后,类型学潜含的强烈理性主义色彩,也似乎成了无需赘言的默认——至少在型式层面,器物于时空是切实存在演变规律的;且这些演变规律是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洞察的;这种以进化论为预设的研究方法,象征了人类对认识历史的自信。

直到今天,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旨趣中,类型学仍然占据重要位;众多博物馆的考古主题展,也在使用专业而晦涩的类型学术语讲解展品、组织展线。

然而,不论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否无懈可击,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过于强势,已经导致“见物不见人”。除了类型学,器物从生产至使用、再至毁弃的“生命链”,及其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互动,都该是考古学家可以从中读解出的“秘密”。

进而,如果以“非理性”面对器物,如“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一般,我想也无伤大雅,又何必扣上“不严肃”的帽子呢?“理性”本是人之为人的珍贵财富,但如果理性过度,变为不可侵犯的“正确”,岂不反而成了“暴政”?百余年前,以类型学等为研究方法的考古学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武器,到了文化大爆炸的今天,注意莫让这武器反伤了人类自己。

奚牧凉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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